诸葛亮躬耕地是哪个“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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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如果诸葛亮躬耕地果真在隆中，陈寿能对《出师表》中“躬耕于南阳”这样与当时行政区划明显不符的错误记述视而不见吗？对前史中因行政区划变动而产生名称、归属变化的地名进行必要的注释，是史学家的基本常识。依陈寿这样著名史学家的水准是不会犯这样的遗漏的。事实可能只有一个，就是陈寿认为“南阳”就是南阳，他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所以没必要再注释。试观《三国志》全书，陈寿在地名使用上有明显错误的地方还有吗？如果没有，他怎么可能在整部《三国志》中他最尊重的人物，又是该人物一生中最重要的存世文献《出师表》上有这样不明不白的失误呢？

东汉末年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时，南阳郡与南郡以汉江为界，襄阳与隆中均在江南，不属南阳。同时，襄阳时为荆州治所，是一个大城市水陆码头。按人们一般习惯，总是会将距自己最近的一个大城市作为自己生活居住地的代表地，所以居住在襄阳的人没必要去附会百余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大城市南阳。20余年后诸葛亮上《出师表》时，曹魏已设襄阳郡，南郡、襄阳郡、南阳郡三郡泾渭分明，今隆中已属襄阳郡。再50年后，陈寿著《三国志》时，西晋又在南阳郡和襄阳郡之间设立了义阳郡和南乡郡，襄阳和南阳愈离愈远了，西晋时的南阳郡范围很小，基本上指的就是今南阳市区及周边几个县了。所以，《出师表》中提到的“躬耕于南阳”，从西晋以前的史料来看，所指的只能是今南阳城区一带，最起码，我们从《三国志》本身以及此前的史书中很容易就能找出几十条甚至上百条南阳是指宛城的旁证，但却找不到任何一条今隆中地区能以“南阳”代替的旁证。从这个角度看，隆中当时是否属于邓县，习凿齿以后的史书怎么记载，宛县当时是否为曹魏所在，诸葛亮的亲朋好友在什么地方，谁先建的庙，后世什么名人题过什么词都是无足轻重的了。

如照《新三国》的戏说，“襄阳说”怎么再去圆“躬耕于南阳”这句名言呢？在这里，徐庶讲的是襄阳城外，诸葛亮却说那里是南阳，有这样的道理吗？由此可见，许多伪史大概就是这么不经意间造出来的.

关于诸葛亮的躬耕地，历来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就是诸葛亮本人在《出师表》中讲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个南阳，持南阳说的讲就是当时的宛城，即今天的南阳市区。因为诸葛亮及《三国志》中从未提及“躬耕于隆中、躬耕于襄阳”的话语。而持襄阳说的则认为这个南阳指的是隆中，主要理由有四：(一)历代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是一致的；(二)诸葛亮躬耕于邓县，邓县归南阳郡管辖；(三)宛县为曹魏集团占领，刘备不可能前往曹操的占领区自投罗网；(四)诸葛亮在襄阳结交了许多名士师友，他的亲属也全都居住于襄阳。这些观点最后发展到了对南阳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注释：“南阳，郡名，在现襄阳一带”。“南阳，地名，诸葛亮隐居的隆中，在东汉时属南阳郡”。以至于武断地说，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是一个没有疑义的问题；是一个早有定论的常识性问题，希望不要再争论下去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陈寿写《三国志》时没有想到诸葛亮的影响在后世会如此之大，因一个地名会争得如此激烈，否则，在此语后加上“宛城”或“隆中”、“襄阳”等字眼，也就不会再有今天的争论了。但既然已经如此，《三国志》只告诉了我们这么一句话，我们今天去解读诸葛亮的躬耕地时，也只能从这一句话切入。我相信，诸葛亮本人和随后的陈寿先生在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之所以这么讲，在当时，即东汉、三国、西晋时期，南阳的地理概念应该是很明确的，是不会引起歧义的。只是后来人作注释时，模糊了这个概念，引申出了新的分歧。应当指出：“襄阳说”的主要理由之一“历代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是一致的”本身就不准确，《后汉书》、《三国志》就从未有过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的任何记载，只是《三国志》问世后的百余年后，东晋襄阳人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提出的：“亮家于南阳郡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之后，才以讹传讹形成了襄阳说的主要观点。这也是目前“襄阳”、“南阳”两说学者纷争的主要起因。所以，我们今天重辨这个问题时，应排除汉晋以后相关此事所有有争议的观点，釜底抽薪，让历史回归到没有争议的汉晋正史《后汉书》、《三国志》本身和此前的原始史料以及后世两说均认可的史料中去，根据其行政区划的沿革，重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辨南阳究竟是指何处?

既然我们的切入点是“襄阳”、“南阳”两说学者都肯定的“躬耕于南阳”这句话，那么，东汉三国时的今隆中地区是否属于南阳?在当时的典籍中，南阳和今隆中地区是否同一个地理概念?在《三国志》同期的史料中，能否证明南阳指的就是宛城?就成了解开这个悬案的唯一途径了。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七个方面入手。

一、东汉末年，即诸葛亮躬耕南阳时今隆中是否属南阳郡？《后汉书》记载的阿头山是否今日襄阳的隆山或万山？

东汉时，行政区划分为州、郡、县三级。南阳郡、南郡均属荆州。《后汉书?郡国四》载：南阳郡，三十七城，户五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辖：宛、冠军、叶、新野、章陵、西鄂、雉、鲁阳、犨、堵阳、博望、舞阴、比阳、复阳、平氏、棘阳、湖阳、随、育阳、涅阳、阴、酂、邓、山都、郦、穰、朝阳、蔡阳、安众、筑阳、武当、顺阳、成都、襄乡、南乡、丹水、析三十七县。南郡，十七城，户十六万二千五百七十一，口七十四万七千六百四。辖江陵、巫、秭归、中卢、编、当阳、华容、襄阳、邔、宜城、鄀、临沮、枝江、夷道、夷陵、州陵、很山。南阳郡、南郡隔汉水相望。张衡的《南都赋》讲：“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就是南阳郡的地理状况，也是南阳名称的来历。就连提出隆中说的襄人习凿齿在《襄阳记》中也说：“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襄阳县志》载：襄阳，西汉初年建县，“辖汉水以南，郧县以北，中卢县以东，属荆州刺史部南郡”。古隆中位于襄阳县城西20余里，居汉水之南。江北，即今樊城一带，为古邓县，“辖汉水以北，新野县以南，蔡阳县以西，山都县以东的地区，属南阳郡”。而在《后汉书?郡国四》的南郡条下载，南郡辖17城，襄阳是其一，书载“襄阳有阿头山”。《后汉书?岑彭传》：“彭乃潜兵度沔水，击其将张杨于阿头山，大破之。”即此。今襄阳城西无阿头山之名，只有万山即隆中山，隆山是阿头山的后起之名，隆中即隆山之中。可见，此时的襄阳县不属南阳郡，今隆中在汉江南岸的襄阳县阿头山。因为我们从《三国志》以前的史料中找不到隆中这个地名，同样也找不到阿头山属南阳郡管辖的任何史料。而隆中一词最早出现是东晋的《汉晋春秋》。至于“襄阳无西”，“南阳郡邓（城）县与南郡之襄阳县是以襄阳城西十一里之万山划界”的说法，则是后人根据唐代《元和郡县志》的郡县分界推演出来的，这些后世的史料目前均无法推翻“襄阳有阿头山”之史实。

其实，从地图上看，汉水是由西北偏北的方向向东南偏南的方向汇入长江的，基本上是南北走向。其东西走向只有从山都至襄阳约百余公里的一段，而南郡和南阳郡的划分也只有这一段史书上讲的最为清楚，即“自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在这一段东西走向的汉水区域，两郡任何跨汉水管辖的记载西晋以前的史书中都没有。而在《后汉书》中有关襄阳纷争的记载却都是以汉江为界的，如《刘表传》载：“时江南宗贼大盛，又袁术阻兵屯鲁阳，表不能得至，乃单马入宜城，请南郡人蒯越、襄阳人蔡瑁与共谋画……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唯江夏贼张虎、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这里面两次提到襄阳，即“北守襄阳”、“江南悉平”毫无疑问均包括今隆中地区。

的确，在南阳、南二郡以汉水南北划江而设，况且南郡先于南阳郡设立的大前提下，将汉江南今隆中的一小块地方硬说成是江北邓县管辖的立论是有悖于中国传统行政区划划分原则的，因此最近有湖北学者提出今隆中应属当时南阳郡的山都县管辖，不属邓县的新论。此说较前说有更合理的成份，但也有许多问题，后文再述。（另外，关于邓县是否能隔过山都县和朝阳县管辖今隆中地区的问题，学者已有较多论述，本文不议。）

二、诸葛亮写《出师表》时曹魏已设襄阳郡，今隆中地区此时划归何处？

由于行政区划经常变化，所以，自古以来人们都有一个习惯，即追述历史时，除必要时引用古地名外，一般均是用著书时的地名注明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这一点《三国志》的作者也不例外。三国蜀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临发，上《出师表》，而此前建安十三年(203年)八月，曹操攻占南郡北部，设襄阳郡，“统县八”。管辖南郡的襄阳、中庐、邔县、宜城、鄾县、临沮，又辖原南阳郡的山都和邓县。而刘备南征江南四郡后，也在江北设立过襄阳郡，委任关羽为襄阳太守。尽管关羽并没有走马上任，但在刘备及诸葛亮的心目中，依襄阳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设郡也是迟早的问题。既然襄阳20多年前已升格为与南阳郡平行的地位，按常理，20余年后，诸葛亮上《出师表》时，再将襄阳城外此前不论是否属于邓县或山都县的隆中说成是南阳，就像今天的清丰、南乐县人说自己是河北人，武安、临漳人说自己是河南人一样不合情理了(新中国成立前清丰、南乐等5县属河北省，武安、临漳等5县属河南省)，这一点，在《三国志》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如《蜀书七?庞统传》：“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也。”《蜀书九?马良传》：“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人也。”《蜀书十一?向郎传》：“向郎字巨达，襄阳宜城人也。”而同时的南阳人黄忠、文聘、韩暨则注明为：“字汉升，南阳人也。”“字仲业，南阳宛人也。”“字公至，南阳堵阳人也。”(均见《三国志》)。古人籍贯，向以郡望为主，即郡在前，县在后，郡治地也可以只书郡。上述传记表明，在这一时期，襄阳和南阳是对等的，都是郡，同时，邓县此时属襄阳郡，不论今隆中是否属邓县，在此阶段，在诸葛亮和陈寿的心目中，已升格为郡且管辖着隆中地区的襄阳绝对不可能和同为郡的南阳混为一谈。今隆中更不可能和南阳画上等号。

三、陈寿著《三国志》时用的地名，是何时的区划?

陈寿（233~297年）写《三国志》为泰始十年(274年)前后，距诸葛亮躬耕南阳(建安二年至十年，即公元197至207年)已近70年，如全用70年前年的区划，必然会给当时的读者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通观全志，陈寿用的基本是西晋初年的区划和地名。而在晋太康年间(280至289年)，三国归晋后的晋武帝分南阳郡南部的今新野、邓州市、唐河、桐柏及今湖北的枣阳、随州等县设立义阳郡，治所新野。又将建安十三年划归襄阳郡的古邓县分置邓城县，辖今樊城一带，归襄阳郡。邓县则归义阳郡。分南阳郡西南的今西峡、淅川及湖北的十堰、均县、老河口一带设南乡郡。加上原先已设的襄阳郡，《晋书?地理志》所载如下：“襄阳郡，魏置。统县八，户二万二千七百。宜城、中庐、临沮、邔、襄阳、山都、邓城、鄾（其中邓城县为新置）。南阳国，秦置郡。统县十四，户二万四千四百。宛、西鄂、雉、鲁阳、犨、淯阳、博望、堵阳、叶、舞阴、比阳、涅阳、冠军、郦。顺阳郡，太康中置。统八县，户二万一百。酂、顺阳、南乡、丹水、武当、阴、筑阳、析。义阳郡，太康中置。统县十二，户一万九千。新野、穰、邓、蔡阳、随、安昌、棘阳、厥西、平氏、义阳、平林、朝阳。”于是，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的前三国时期的许多人物籍贯，均是以晋初的行政区划标注的。如：“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邓芝，字伯苗，义阳新野人”等等(均见《三国志》)。在东汉末属南阳郡的新野，在标注人物籍贯时，陈寿从未用东汉三国时期的区划标明为“南阳新野人”。而在《后汉书》中的新野人士均注明为“南阳新野人”，如邓芝的先祖邓禹为“南阳新野人”、阴识“南阳新野人”、樊晔“南阳新野人”、曹节“南阳新野人”等等。另外，上文中提到的诸多襄阳人也从未用南郡襄阳人标注。但在《后汉书》中，凡襄阳人均注明“南郡襄阳人”，如《逸民列传》中的庞公传。“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岘山。”庞德公乃庞统之叔，他所著的岘山襄阳俗称“三岘”，包括岘首山（下岘）、望楚山（中岘）、万山（上岘）。万山即今天的隆中山，与襄阳岘山烟雨相望。而在东晋《襄阳耆旧记》中庞德公已“由南郡襄阳人”改为“襄阳人”，同期的马良、向郎均为“襄阳宜城人”。由此可见，陈寿以及习凿齿都是以西晋初的行政区划来标注三国时期的事件发生地和人物的身份，而不是用东汉时期的行政区划。既然此时期的南阳郡的范围已大大缩小，只辖冠军、淯阳、比阳以北的十几个县，连今天的邓州、唐河、新野都不辖了。同时和襄阳郡之间还隔着义阳郡和南乡郡，那么，将襄阳和南阳混为一谈更是匪夷所思了。退一步讲，现有争议的今隆中地区即便时属邓县或邓城县、山都县，区划也都在襄阳郡和义阳郡，那么，今隆中也应随当时的区划为“义阳邓县”或“襄阳邓城”、“襄阳山都”，而绝不会是南阳。

四、在东汉和三国时期，南阳能否指宛城?

的确，在东汉三国时，南阳是一个郡名，如《魏志?袁术传》：“南阳户口数百万”。所以，在《三国志》里，凡在南阳郡内发生的事件，具体地点多数标注的很清楚，如《魏书一》：“二年春正月，公(曹操)到宛。张绣降，即作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公乃引兵还舞阴，绣将骑来钞，公击破之。绣奔穰……。”等等。这里的宛，就是南阳郡治，即今天的南阳城区。但不可否认为的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将州、郡、县等行政区划名逐步演化为治所的名称屡见不鲜。如《后汉书?地理志》载：“宛，故申伯国，有屈申城，县南有北筮山……有工官、铁官。莽曰南阳。”王莽是第一个把南阳这个名字冠于宛城头上的。自此以后，南阳一指南阳郡，也指宛城。《后汉书?志第十》：“后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会下江、新市贼张印、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阳……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这里使用的是南阳，同一事件在同书光武帝纪、刘玄列传中使用的都是宛城。又如《后汉书?天文志》记载：“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同一事件在孝安帝纪中记载：“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幸宛，帝不豫……乙丑，自宛还。丁卯，幸叶，帝崩于乘舆，年三十二。”类似南阳、宛城互用的记载在《后汉书》中还有很多。同样，南阳与宛城以及襄阳与州治荆州的名称互用，在《三国志》本身也非常普遍。如：《魏书六?刘表传》：“是时山东兵起，(刘)表亦合兵军襄阳。袁术之在南阳也，与孙坚合从，欲袭夺(刘)表(荆)州，使坚攻表。”这里的襄阳一个地名就用了两个名称，一是作为县治的襄阳，一是作为荆州治所的(荆)州。与此相对应的，袁术此时所在的宛城，仅用南阳代之。又如《吴书一?孙坚传》：“荆州刺史王睿素遇无礼，坚过杀之。比至南阳，众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闻军至，晏然自若。”这里的荆州就是襄阳，南阳就是宛城。另外，曹操困于宛城是三国时很著名的历史故事。建安二年(197年)，“(张)绣领其众，屯宛，与刘表合。太祖(曹操)南征，军清水，绣等举众降。太祖纳济妻，绣恨之。……掩袭太祖。太祖军败，二子没。”(《魏书八》)。此传中用的是宛，但在《魏书十?贾诩传》中用的却是“张绣在南阳。”

值得提出的是，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中，除部分用郡名代替郡治地外，凡涉及郡治以外的其他地名，均标注的非常清楚，绝没有含糊地用南阳、荆州、南郡等替代的记载。如《汉晋春秋》记载延熹七年“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观之”，以及前文提到的舞阴、穰、舂陵、昆阳、叶等虽都是南阳郡的辖地，但绝不会只用南阳一词替代。假设“襄阳说”的今隆中因属南阳管辖，就可以在史书的表述中用南阳替代，南阳就是指隆中，那么，我们可以尝试将《后汉书》和《三国志》郡以下的地名全部换成所属郡名，那么，两部史书岂不一塌糊涂。所以，古代史学家在正史中地名使用的严谨性今人是不容置疑的。笔者也相信，在上述两部史书中我们很难再找出一个用了“南阳”的地名，而经考证却是宛城以外某地的事例。如果找不到，那么“南阳就是隆中”这样离奇的结论，要么是后人的移花接木，要么是臆测，要么就是伪证。

五、诸葛亮《后出师表》中也提到了南阳，这个南阳是指宛城无疑。

无独有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也用了“南阳”一词：“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通于黎阳，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这里的南阳，是指曹操在宛城为张绣所败，身中流矢之事。诸葛亮《前出师表》为汉兴五年（227年），《后出师表》为汉兴六年（228年），前后仅隔一年，在前后一年的时间内，作为军事家、政治家、地理学家的诸葛亮不可能将同一个地名分指相隔两百余里的两个地方。所以，诸葛亮《前出师表》中的“躬耕于南阳”，与《后出师表》中的“困于南阳”一样，都指的是宛城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按照“襄阳说”的观点，《前出师表》的南阳是邓县之隆中，《后出师表》的南阳也应是邓县之隆中，岂不令人贻笑千年？是不是又要找出张绣、曹操到过隆中的记载？否则，有什么理由能否定前后出师表中的两个南阳的注释呢？

当然，《后出师表》也有真伪之争，但《后出师表》最早却是出自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伪托说认为是诸葛乔（204~229年）写存，诸葛恪（203~253年）钩致，这两人是诸葛亮的侄子，均与诸葛亮同时在世，不论真伪，他们与诸葛亮在南阳地名的认知上也应该是一致的。另外，裴松之认为《后出师表》出于张俨《默记》，张俨与诸葛亮同期稍晚，做事严谨，对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很熟悉，如果《后出师表》为后人伪托，张俨不会不加辨别就收进《默记》。当然，《后出师表》的真伪问题不是本文探讨的主旨，但不可否认的是，诸葛亮也好，与他同期在世的诸葛乔、诸葛恪、张俨也好，对两表中均使用的“南阳”一词都没有歧义。所以，“襄阳说”要否定《前出师表》“躬耕南阳”中的南阳是宛城，就必须首先否定《后出师表》中的“困于南阳”也是宛城，否定《后出师表》，否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千古名言。否则，前后出师表中的“南阳”之记载在“襄阳说”中的矛盾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六、假设今天的隆中地属南阳郡邓县，那么在《三国志》中是否有可能以南阳代替，或暗指呢?在诸葛亮眼里，近在咫尺的襄阳就那么无足轻重吗？

按一般的习惯，生活在大城市辖区内的边远小县的人对外声明自己的居住地时，可以只说大城市名或大行政区名，就像一个在今天淅川县工作的人可以讲自己是“南阳人”一样。但问题是，东汉三国时期的襄阳并非是个边远小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襄阳就有“楚之北津戍”之名。上通秦陇，下控汉沔，东瞰吴越，西遥川陕，历为“下马襄阳郭，移舟汉阴驿”的南船北马交接之地。东汉灵帝崩，刘表“代王睿为荆州刺史”，治所由汉寿徙至襄阳。从此，襄阳地位愈加重要。刘表利用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所以，在《三国志》中，凡是关于襄阳的记载都非常明确。如《魏书二十六》：“关羽围襄阳，宠助征南将军曹仁屯樊城拒之。”《魏书十四》：“关羽围樊、襄阳。”《吴书?鲁肃传》：周瑜在病危之际给孙权的遗书提出了“规定巴蜀，次取襄阳”的战略计划，襄阳地位与巴郡相等，是周瑜计划在汉江以南与已占领南阳的曹操相抗衡的两个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在《三国志》中，连襄阳、樊城距离这么近的城市都分得清清楚楚，襄阳的战略地位如此重要，怎么可能到了诸葛亮这位精细的军事家、地理学家的手里就讲不清了?不提近在咫尺的襄阳，而非要去附会200余里外的南阳?假如诸葛亮在离襄阳仅20余里的地方生活了10年，却对近在咫尺的政治经济中心荆州州治、并与自己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襄阳城无动于衷，只字不提，那今天的襄阳人对这段历史也是应该反思的。所以，笔者认为，诸葛亮在率军出师前，有感于刘备的知遇之恩，向后主刘禅追忆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样一件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转折事件时，一定是百感交集，斟字酌句，为什么非要用“南阳”和“草庐”，而不用“襄阳”和“隆中”?今天看来，绝不仅仅是一个区划归属问题，而是他对这两个地名的全部感情和一生心血的寄托。诸葛亮不是对襄阳没有感情，那里毕竟是他生活过的地方，只是他躬耕之地确实不在那里，只能提南阳而已。

再者，诸葛亮早年生活的时代，正值东汉末季，战乱纷起，群雄割据，原有的行政区划早已被军阀们的实际占领而变得模糊不清。这时，人们不大会继续遵守传统的郡县之制，只会以实际的归属或比较精准的地名来称谓自己的所在。从当时的势力范围看，以襄阳为中心的一块不算太小的区域是属于刘表的，在谈及襄阳周边地区时只能附会襄阳，即便今襄阳隆中原来属于南阳郡邓县，在当时无疑也是刘表的统治区域，如果刘表连这块仅距襄阳20里的地方都控制不了，使诸葛亮这样的名士在讲述自己生平事迹时对其视而不见，就无法称得上是较强的军阀势力。试想，假如诸葛亮真的是在远离南阳240华里，而距荆州州治襄阳仅20华里，且属于刘表统治区的地方躬耕，那么他只能称自己是躬耕于襄阳，而不会毫不含糊地说“躬耕于南阳”。

七、习凿齿并未说过隆中是诸葛亮的躬耕地或三顾草庐之地，只是说隆中是诸葛亮的家、故宅。

我们不能否认，习凿齿是东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他所著的《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等史书记载了大量不载正史的史料，补充了《三国志》史料的许多缺失和简略，同时，他也是迄今距三国时期时间最近的史学家。习凿齿(？～383)，字彦威。襄阳人。世代为荆楚豪族，东汉襄阳侯习郁之后人。习凿齿多才多艺，少有志气，博学广闻，以文笔著称。与清谈之士韩伯、伏滔相友善。精通玄学、佛学、史学，主要著作有《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逸人高士传》、《习凿齿集》等。其中《襄阳耆旧记》是中国最早的人物志之一。《汉晋春秋》亦为影响深远的史学名著。他在《汉晋春秋》中所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另外，《晋书》卷八二《习凿齿传》记载，他从荥阳太守任上回襄阳后，给桓温弟秘信中说：“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遗事犹存，星列满目”。正是这些记载，引发了“襄阳”、“南阳”两说的争端。后来，《水经注》、《三国演义》等根据他的记载，才逐步演变成“躬耕隆中”、“隆中对”等观点来。

本来，笔者所议原不打算包括《汉晋春秋》在内的有争议的史料，但习凿齿虽晚于诸葛亮150余年，毕竟是东晋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对他的观点我们也不能简单否定之。首先，他肯定了“自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他对诸葛亮深怀敬仰之情。他曾专程去隆中凭吊孔明故宅，并写了《诸葛武侯宅铭》，记叙了孔明故宅的情景，论述了孔明志在复兴汉室、统一中原大业的抱负，颂扬了公正无私，执法严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思想作风。在他的著作中，还收录了孔明的《后出师表》，对考证此文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在四川成都的武侯祠里，后人留下这样一副对联：异代相知习凿齿，千秋同祀武乡侯。所以，对这样一个人物，我们不应妄加非薄。但我们如果仔细研究习凿齿关于诸葛亮故居的记载，可以发现均没有“草庐”、“三顾”这样的关键字眼，他只是提到隆中是诸葛亮的故宅和居住地。诸葛亮确实在襄阳生活过很长时间，诸葛亮生于光和四年（181年），8岁时丧父，兴平二年（195年）与弟弟诸葛均一起随叔父刘玄投奔刘表，首先到的就是襄阳，在此与许多名士游学往来，并在襄阳娶妻黄氏。建安二年（197年）诸葛玄病故，诸葛亮不愿意依附刘表，便与弟诸葛均又躬耕于南阳。在襄阳隆中期间，诸葛亮一家的生活主要也是躬耕，同到南阳以后一样，因为在当时许多未入仕的名士中，这种生活方式是很普遍的。如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载：“庞德公，襄阳人。居岘山之南沔水上，未尝入城府。躬耕田里，夫妻相待如宾。”

这样，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脉络：隆中是诸葛亮在襄阳的家，是故宅，南阳卧龙岗是诸葛玄死后诸葛亮与其弟不愿依附刘表重新寻找的躬耕之地。《大明一统志》把两者的关系讲的最为准确：“诸葛亮，琅琊人，躬耕南阳，往来隆中。”这一观点在《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玄德用计取樊城，元直走马荐诸葛”讲的较为清楚“(徐)庶曰：玄与荆州刘景升有旧，因往依之，遂家于襄阳。后玄卒，亮与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尝好《梁父吟》。所居之地有一冈，名卧龙冈，因自号卧龙先生。……凤雏乃襄阳庞统也。伏龙正是诸葛孔明。……玄德如梦初觉。引众将（由樊城）回至新野，便具厚币，同关张前去南阳请孔明。”这样，习凿齿的“亮家于隆中”与诸葛亮的“躬耕于南阳”就很容易解释了。

三国中的奸绝是谁

第一回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古

——调寄《临江仙》斋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相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诛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自此愈横。主

建宁二年四月望日，帝御温德殿。方升座，殿角狂风骤起。只见一条大青蛇，从梁上飞将下来，蟠于椅上。帝惊倒，左右急救入宫，百官俱奔避。须臾，蛇不见了。忽然大雷大雨，加以冰雹，落到半夜方止，坏却房屋无数。建宁四年二月，洛阳地震；又海水泛溢，沿海居民，尽被大浪卷入海中。光和元年，雌鸡化雄。六月朔，黑气十余丈，飞入温雄殿中。秋七月，有虹现于玉堂；五原山岸，尽皆崩裂。种种不祥，非止一端。帝下诏问群臣以灾异之由，议郎蔡邕上疏，以为霓堕鸡化，乃妇寺干政之所致，言颇切直。帝览奏叹息，因起更衣。曹节在后窃视，悉宣告左右；遂以他事陷邕于罪，放归田里。后张让、赵忠、封谞、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恽、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十常侍”。帝尊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古

时巨鹿郡有兄弟三人，一名张角，一名张宝，一名张梁。那张角本是个不第秀才，因入山采药，遇一老人，碧眼童颜，手执藜杖，唤角至一洞中，以天书三卷授之，曰：“此名《太平要术》，汝得之，当代天宣化，普救世人；若萌异心，必获恶报。”角拜问姓名。老人曰：“吾乃南华老仙也。”言讫，化阵清风而去。角得此书，晓夜攻习，能呼风唤雨，号为“太平道人”。中平元年正月内，疫气流行，张角散施符水，为人治病，自称“大贤良师”。角有徒弟五百余人，云游四方，皆能书符念咒。次后徒众日多，角乃立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称为将军；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令人各以白土，书“甲子”二字于家中大门上。青、幽、徐、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家家侍奉大贤良师张角名字。角遣其党马元义，暗赍金帛，结交中涓封谞，以为内应。角与二弟商议曰：“至难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顺，若不乘势取天下，诚为可惜。”遂一面私造黄旗，约期举事；一面使弟子唐周，驰书报封谞。唐周乃径赴省中告变。帝召大将军何进调兵擒马元义，斩之；次收封谞等一干人下狱。张角闻知事露，星夜举兵，自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申言于众曰：“今汉运将终，大圣人出。汝等皆宜顺天从正，以乐太平。”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贼势浩大，官军望风而靡。何进奏帝火速降诏，令各处备御，讨贼立功。一面遣中郎将卢植、皇甫嵩、朱俊，各引精兵、分三路讨之。主

且说张角一军，前犯幽州界分。幽州太守刘焉，乃江夏竟陵人氏，汉鲁恭王之后也。当时闻得贼兵将至，召校尉邹靖计议。靖曰：“贼兵众，我兵寡，明公宜作速招军应敌。”刘焉然其说，随即出榜招募义兵。斋

榜文行到涿县，引出涿县中一个英雄。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姓刘，名备，字玄德。昔刘胜之子刘贞，汉武时封涿鹿亭侯，后坐酎金失侯，因此遗这一枝在涿县。玄德祖刘雄，父刘弘。弘曾举孝廉，亦尝作吏，早丧。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家贫，贩屦织席为业。家住本县楼桑村。其家之东南，有一大桑树，高五丈余，遥望之，童童如车盖。相者云：“此家必出贵人。”玄德幼时，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曰：“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叔父刘元起奇其言，曰：“此儿非常人也！”因见玄德家贫，常资给之。年十五岁，母使游学，尝师事郑玄、卢植，与公孙瓒等为友。知

及刘焉发榜招军时，玄德年已二十八岁矣。当日见了榜文，慨然长叹。随后一人厉声言曰：“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何故长叹？”玄德回视其人，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玄德见他形貌异常，问其姓名。其人曰：“某姓张，名飞，字翼德。世居涿郡，颇有庄田，卖酒屠猪，专好结交天下豪杰。恰才见公看榜而叹，故此相问。”玄德曰：“我本汉室宗亲，姓刘，名备。今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恨力不能，故长叹耳。”飞曰：“吾颇有资财，当招募乡勇，与公同举大事，如何。”玄德甚喜，遂与同入村店中饮酒。主

正饮间，见一大汉，推着一辆车子，到店门首歇了，入店坐下，便唤酒保：“快斟酒来吃，我待赶入城去投军。”玄德看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玄德就邀他同坐，叩其姓名。其人曰：“吾姓关，名羽，字长生，后改云长，河东解良人也。因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逃难江湖，五六年矣。今闻此处招军破贼，特来应募。”玄德遂以己志告之，云长大喜。同到张飞庄上，共议大事。飞曰：“吾庄后有一桃园，花开正盛；明日当于园中祭告天地，我三人结为兄弟，协力同心，然后可图大事。”玄德、云长齐声应曰：“如此甚好。”主

次日，于桃园中，备下乌牛白马祭礼等项，三人焚香再拜而说誓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誓毕，拜玄德为兄，关羽次之，张飞为弟。祭罢天地，复宰牛设酒，聚乡中勇士，得三百余人，就桃园中痛饮一醉。来日收拾军器，但恨无马匹可乘。正思虑间，人报有两个客人，引一伙伴当，赶一群马，投庄上来。玄德曰：“此天佑我也！”三人出庄迎接。原来二客乃中山大商：一名张世平，一名苏双，每年往北贩马，近因寇发而回。玄德请二人到庄，置酒管待，诉说欲讨贼安民之意。二客大喜，愿将良马五十匹相送；又赠金银五百两，镔铁一千斤，以资器用。古

玄德谢别二客，便命良匠打造双股剑。云长造青龙偃月刀，又名“冷艳锯”，重八十二斤。张飞造丈八点钢矛。各置全身铠甲。共聚乡勇五百余人，来见邹靖。邹靖引见太守刘焉。三人参见毕，各通姓名。玄德说起宗派，刘焉大喜，遂认玄德为侄。不数日，人报黄巾贼将程远志统兵五万来犯涿郡。刘焉令邹靖引玄德等三人，统兵五百，前去破敌。玄德等欣然领军前进，直至大兴山下，与贼相见。贼众皆披发，以黄巾抹额。当下两军相对，玄德出马，左有云长，右有翼德，扬鞭大骂：“反国逆贼，何不早降！”程远志大怒，遣副将邓茂出战。张飞挺丈八蛇矛直出，手起处，刺中邓茂心窝，翻身落马。程远志见折了邓茂，拍马舞刀，直取张飞。云长舞动大刀，纵马飞迎。程远志见了，早吃一惊，措手不及，被云长刀起处，挥为两段。后人有诗赞二人曰：英雄露颖在今朝，一试矛兮一试刀。初出便将威力展，三分好把姓名标。知

众贼见程远志被斩，皆倒戈而走。玄德挥军追赶，投降者不计其数，大胜而回。刘焉亲自迎接，赏劳军士。次日，接得青州太守龚景牒文，言黄巾贼围城将陷，乞赐救援。刘焉与玄德商议。玄德曰：“备愿往救之。”刘焉令邹靖将兵五千，同玄德、关、张，投青州来。贼众见救军至，分兵混战。玄德兵寡不胜，退三十里下寨。古

玄德谓关、张曰：“贼众我寡；必出奇兵，方可取胜。”乃分关公引一千军伏山左，张飞引一千军伏山右，鸣金为号，齐出接应。次日，玄德与邹靖引军鼓噪而进。贼众迎战，玄德引军便退。贼众乘势追赶，方过山岭，玄德军中一齐鸣金，左右两军齐出，玄德麾军回身复杀。三路夹攻，贼众大溃。直赶至青州城下，太守龚景亦率民兵出城助战。贼势大败，剿戮极多，遂解青州之围。后人有诗赞玄德曰：运筹决算有神功，二虎还须逊一龙。初出便能垂伟绩，自应分鼎在孤穷。主

龚景犒军毕，邹靖欲回。玄德曰：“近闻中郎将卢植与贼首张角战于广宗，备昔曾师事卢植，欲往助之。”于是邹靖引军自回，玄德与关、张引本部五百人投广宗来。至卢植军中，入帐施礼，具道来意。卢植大喜，留在帐前听调。斋

时张角贼众十五万，植兵五万，相拒于广宗，未见胜负。植谓玄德曰：“我今围贼在此，贼弟张梁、张宝在颍川，与皇甫嵩、朱俊对垒。汝可引本部人马，我更助汝一千官军，前去颍川打探消息，约期剿捕。”玄德领命，引军星夜投颍川来。斋

时皇甫嵩、朱俊领军拒贼，贼战不利，退入长社，依草结营。嵩与俊计曰：“贼依草结营，当用火攻之。”遂令军士，每人束草一把，暗地埋伏。其夜大风忽起。二更以后，一齐纵火，嵩与俊各引兵攻击贼寨，火焰张天，贼众惊慌，马不及鞍，人不及甲，四散奔走。斋

杀到天明，张梁、张宝引败残军士，夺路而走。忽见一彪军马，尽打红旗，当头来到，截住去路。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操父曹嵩，本姓夏侯氏，因为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冒姓曹。曹嵩生操，小字阿瞒，一名吉利。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操有叔父，见操游荡无度，尝怒之，言于曹嵩。嵩责操。操忽心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叔父惊告嵩，嵩急视之。操故无恙。嵩曰：“叔言汝中风，今已愈乎？”操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信其言。后叔父但言操过，嵩并不听。因此，操得恣意放荡。时人有桥玄者，谓操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南阳何颙见操，言：“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汝南许劭，有知人之名。操往见之，问曰：“我何如人？”劭不答。又问，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操闻言大喜。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初到任，即设五色棒十余条于县之四门，有犯禁者，不避豪贵，皆责之。中常侍蹇硕之叔，提刀夜行，操巡夜拿住，就棒责之。由是，内外莫敢犯者，威名颇震。后为顿丘令，因黄巾起，拜为骑都尉，引马步军五千，前来颍川助战。正值张梁、张宝败走，曹操拦住，大杀一阵，斩首万余级，夺得旗幡、金鼓、马匹极多。张梁、张宝死战得脱。操见过皇甫嵩、朱俊，随即引兵追袭张梁、张宝去了。主

却说玄德引关、张来颍川，听得喊杀之声，又望见火光烛天，急引兵来时，贼已败散。玄德见皇甫嵩、朱俊，具道卢植之意。嵩曰：“张梁、张宝势穷力乏，必投广宗去依张角。玄德可即星夜往助。”玄德领命，遂引兵复回。得到半路，只见一簇军马，护送一辆槛车，车中之囚，乃卢植也。玄德大惊，滚鞍下马，问其缘故。植曰：“我围张角，将次可破；因角用妖术，未能即胜。朝廷差黄门左丰前来体探，问我索取贿赂。我答曰：‘军粮尚缺，安有余钱奉承天使？’左丰挟恨，回奏朝廷，说我高垒不战，惰慢军心；因此朝廷震怒，遣中郎将董卓来代将我兵，取我回京问罪。”张飞听罢，大怒，要斩护送军人，以救卢植。玄德急止之曰：“朝廷自有公论，汝岂可造次？”军士簇拥卢植去了。关公曰：“卢中郎已被逮，别人领兵，我等去无所依，不如且回涿郡。”玄德从其言，遂引军北行。行无二日，忽闻山后喊声大震。玄德引关、张纵马上高冈望之，见汉军大败，后面漫山塞野，黄巾盖地而来，旗上大书“天公将军”。玄德曰：“此张角也！可速战！”三人飞马引军而出。张角正杀败董卓，乘势赴来，忽遇三人冲杀，角军大乱，败走五十余里。古

三人救了董卓回寨。卓问三人现居何职。玄德曰：“白身。”卓甚轻之，不为礼。玄德出，张飞大怒曰：“我等亲赴血战，救了这厮，他却如此无礼。若不杀之，难消我气！”便要提刀入帐来杀董卓。正是：人情势利古犹今，谁识英雄是白身？安得快人如翼德，尽诛世上负心人！古

毕竟董卓性命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全文翻译如下：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再加上连年灾荒，老百姓的日子非常困苦。巨鹿人张角见人民怨恨官府，便与他的弟弟张梁、张宝在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江苏等地，招收了五十万人，举行起义，一起向官兵进攻。

没有几天，四方百姓，头裹黄巾，跟随张角三兄弟杀向官府，声势非常浩大。汉灵帝得到各地报告，连忙下令各地官军防备。又派中郎将卢植、皇甫嵩、朱隽率领精兵，分路攻打张角兄弟的黄巾军。

张角领军攻打幽州地界，幽州太守连忙召校尉邹靖商议，邹靖说幽州兵少不能抵挡。建议写榜文到各县招募兵马。

榜文行到涿县，引出一名英雄，这人姓刘名备，字玄德。因家里贫寒，靠贩麻鞋、织草席为生。这天他进城来看榜文。

刘备看完了榜文，不觉感慨地长叹了一声。忽听身后有个人大声喝道∶“大丈夫不给国家出力，叹什么气？”

刘备回头一看，这人身高八尺，豹子头，圆眼睛，满腮的胡须像钢丝一样竖着，声音像洪钟，样子十分威武。那人对刘备说他姓张名飞，字翼德，做着卖酒、屠宰猪羊的生意。他愿意拿出家产作本钱，与刘备共同干一番大事业。

刘备、张飞两人谈得投机，便一起到村口的一家酒店饮酒叙话。这时，一推车大汉进店饮酒。刘备留神一看，这人有九尺高，胸前长须飘飘，脸色好像红枣一样，长一双丹凤眼，两条卧蚕眉，相貌非常威武雄伟。刘备连忙起身，邀他过来同坐，并请问姓名。

那人说∶“我姓关名羽，字云长，因乡里恶霸仗势欺人，我一怒杀了恶霸，逃到外乡避难已有五、六年了。”刘备、张飞听了都很敬佩，也将自己的志愿告诉了关羽。关羽听了也非常高兴。

酒后他们一同来到张飞的庄上，只见庄后有一座桃园，园中桃花灿烂，景色很美。第二天，三人在园中焚香礼拜，宣誓结为异姓兄弟，三人按年岁认了兄弟，刘备做了大哥，关羽第二，张飞最小，做了弟弟。

三人请来铁匠打造兵器。刘备打造了双股剑，关羽打了把八十二斤的青龙偃月刀，张飞造了一支丈八点钢矛，各人又造了一身铠甲。他们聚集乡中壮士五百多人，浩浩荡荡到涿郡去应募。

三人在涿郡打败了黄巾军将领程远志。刘备听说他从前的老师中郎将卢植在广宗和张角作战，便领了本部人马到广宗助战。卢植令刘备三兄弟前往颍川帮助官军作战。刘备、关羽、张飞引军连夜奔赴颍川。

再说张梁、张宝在颍川连胜几阵，这天正在追赶官军，忽然被一队打着红旗的队伍拦住去路。为首一将姓曹名操，字孟德。张梁、张宝打不过这支队伍，领兵败走。

刘备见黄巾军退走，便引军返回广宗。半途中，忽见一支军马押着囚车而来。上前一看，车中犯人竟是卢植，慌忙下马询问原因，才明白左丰因卢植未奉送金银，便在皇帝面前使坏。张飞一听大怒，拔刀要杀押送囚车的官兵救出卢植。刘备急忙拦住，说朝廷自有公论。

三人便一齐回涿县去。正进间，见黄巾军把董卓领导的官军杀得大败。三人冲入阵中，救出了董卓。不料董卓一听三人并无官职，立刻把三人丢在外边，下马进帐去了。张飞顿时火冒三丈，便拔刀进帐要杀董卓，又被刘备劝住。三人于是领着人马，连夜去投朱隽。

朱隽那时正在与黄巾军作战，便令刘备为先锋去攻打张宝。刘备一箭射中张宝左臂，关羽、张飞一齐出马助战，打败了张宝。朱隽便领大军去攻打宛城。

这时，张角兄弟先后战死，黄巾军只剩下数万人屯住宛城一带。朱隽在刘备、关羽、张飞和吴郡人孙坚的帮助下，占了宛城，打败了黄巾军。朱隽回到京城，被封为车骑将军、河南尹。

朱隽表奏了孙坚、刘备的功勋。刘备因朝中无人说情，被封为中山府安喜县县尉。不久，督邮来到安喜。刘备因没有向督邮送钱被督邮陷害。刘备几次到馆驿求见督邮，都被看门人拦住，拒于门外。

消息传到张飞耳中，张飞气得两眼圆睁，冲进馆驿揪住督邮的头发，扯到县衙前，绑在马桩上，用柳条使劲抽打，一连打断十几根柳条，打得督邮杀猪般叫喊求饶。

刘备遭督邮欺辱，便取出县尉官印，挂在督邮脖子上，弃官而去。兄弟三人依旧带了几十名亲随，离开安喜县城，前往幽州投靠刘恢。

要单句翻译就一句句对照吧，远超过20句了哦~

曹操

二十四史中公认成就最高的是前四史，而在《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及大量民间传说积累的素材基础上撰写的《三国志演义》，又与《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并称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但仔细分析，《三国志》中即有文学“演义”的笔法，而《三国志演义》小说又带有“七分实，三分虚”的“史传”色彩。另外，有些“史实”在《三国志》中并没有提到，是裴松之的注中写到的。以我从到文学馆来“纵论三国”的学者身上获知的学问，仅简单举例，《三国志演义》第30回写许攸本是袁绍的谋士，但袁绍不采纳他的建议，他看出袁绍无谋且无能，遂在捉住曹操派出催运粮草的信使以后悄然投奔曹营。许攸先试探着问曹操粮草还能坚持多久，

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

许攸这才把捉获曹操催粮信使的事说出来。于是就有了曹操乌巢劫粮，大败袁绍于官渡的历史故事。如此生动的对话，刻画出了人物，尤其是曹操鲜活的性格特征。但在晋朝人陈寿的《三国志》里并没有记载此事，而到了宋朝人裴松之的注下，此事则被渲染得历历在目：

《曹瞒传》曰：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子远，卿]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已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

显然，罗贯中小说中的此处描写，几乎是在裴注的基础上做了些更形象化的加工。而裴注的写法本身，已经与“演义”的笔法无异。再如，曹操大败袁绍以后，曹操手下搜到许多原许都官员与袁绍的“暗通之书”，《三国志》中只记载着“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的字样。而罗贯中在小说中，将此细节展开，变成“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一句话便凸显出曹操的胸襟与智谋。

仅把这两处文字拿史书与小说对照来看，一连串环环相扣的疑问浮出水面：第一个疑问，被陈寿在“史书”中“减去”而被裴松之在注里“添加”的这段历史，到底是否史实？第二个疑问，此处的裴注是历史还是小说？第三个接踵而至的疑问，若裴注写的是史，笔法与罗贯中的小说描写有何异？第四个疑问，既然史的写法可以如此，是否小说笔法写史最为可取？因为，看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读者远比看史书《三国志》的读者多得多。

可小说又毕竟不是历史，尊重历史事实与尊重艺术规律，本身就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以《三国演义》小说中塑造的周瑜为例，在《三国志》中“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的周郎，到了罗贯中笔下，为了遵循陪衬诸葛亮的艺术规律，只好让历史上真实的周瑜蒙冤受屈，心胸狭窄竟成了他最主要的性格特点，流行民间的“三国戏”更是将此演到极至。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羽的“贪恋美色”。这实在让民间的关公崇拜者脸红。据当时有关的笔记记载，曹操和刘备围攻吕布的时候，吕布曾派手下秦宜禄向曹操求救。关羽听说秦宜禄的妻子标致可人，就对曹操说，如果攻下下邳，能否把秦宜禄的妻子给他。曹操答应了。等快攻下下邳的时候，关羽又向曹操提起此事。这让曹操起了疑心：关羽多次向我提及要秦宜禄的妻子，是不是她确实生得漂亮？于是，曹操就先派人把秦宜禄的妻子找来，一看，果然美若天仙。曹操就没有给关羽，而是自己留下了。关羽极为不爽。据说有一次打猎，他就想把曹操杀掉，是刘备加以阻拦，才罢手。因此，历史的关羽并不像《三国演义》里那么“堂堂正正，凛凛冽冽，皎若青天，明若白日”。

再比如，关羽最为人称道的一次战役——水淹七军，真实的历史实际上是：当时天降大雨，汉水泛滥，淹了曹营的地盘儿。于禁退到一个山坡上，没有退路，被关羽抓住了。并非是关羽有意掘开汉水，而是天假其便。到了小说里，由于突出关羽个人英雄主义的艺术需要，连这个“天功”都算到了他头上。另外，华雄不是关羽斩的，是孙坚斩的；文丑也不是关羽“诛”的，历史的关羽只斩了一个颜良。至于关羽投降曹操，在忠孝唯此为大的封建社会里，对于臣子是罪莫大焉；为了替关羽掩饰，小说家、戏剧家、民间艺人等喜欢人为造神的人，就给关羽寻客观、找理由，说他是为了保护刘备的两个妻子，不能独自突围，终把出发点归到“忠义”上。再虚构地加上跟张辽约法三章：第一，降汉不降曹，我降的是大汉天子，不是曹操；第二，要善待我的嫂子；第三，将来一旦得到哥哥的消息，千里万里我要去寻兄。曹操答应了，才有了关羽的归顺。小说其实是艺术地以掩耳盗铃的手法，极力夸大关羽的优点，并掩饰或美化他的缺点。

可见至少在历史与小说的加减法运用上，罗贯中是陈寿的“敌人”，他将历史的周瑜带入了歧途，不仅使周瑜冤深似海，而且，几乎永无平反昭雪之日；他将关羽塑造成武功盖世、义薄云天的圣人，而绝口不提他贪恋女色的人生“污点”。

这在艺术上当然很容易解释，因为如果尊重史实，即小说按历史本来面貌塑造周瑜、关羽，那诸葛亮和关羽在小说中的艺术形象便要丢分了。因为，凡《三国演义》的读者，更甭说那些受作为戏曲小生形象的周瑜影响的戏迷们，几乎没有人怀疑最后那个戏剧性地被诸葛亮气死的周瑜，就是历史上真实无误的周瑜。另外，在对关公崇拜根深蒂固的百姓眼里，武圣的神话早已经颠扑不破，有谁会相信关羽近女色的“鬼话”。“真史”反而成了“假说”。每当想到我已经接受或被灌输的历史，有可能是这种“假做真时真亦假”的历史，浑身的毛孔便禁不住渗出一层冷汗。

类似这样的例子，《三国演义》里还有不少，学者们在“纵论”时也讲到一些，像历史上“鞭打督邮”的不是张飞，而是刘备；“草船借箭”的不是诸葛亮，而是周瑜；“单刀赴会”的不是关羽，而是孙权；还有诸如关羽到底有没有一个叫关索的儿子，等等，“历史”与“演义”一经对照，便十分有趣。可见，历史与文学也是忠孝两难全了。最重要的一点当然是，《三国志》是晋朝人写的，《三国志》里以文学笔法记载的生动异常的对话，无疑具有口述史流传的性质，同时，里边有意无意间加入“春秋笔法”都是十分正常的。而在小说《三国演义》里，作者“尊刘贬曹”的主观历史态度，又已先入为主地决定了他“春秋”笔力的描写，包括把曹操刻画成奸诈无比的反面人物，把周瑜写成嫉贤妒能的小气鬼，把关羽写成完美无缺的圣人，把诸葛亮写得“多智而近妖”，而这些是仅仅阅读小说《三国演义》所无从知晓的。

也正是基于此，从事了十余年口述史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我，甚至有时开始相信俄国史学家艾克什穆特在《历史与文学：异化地带？》一文中的斗胆预言：“文学与历史学质上全新的结合将成为下个世纪（指21世纪——按）智力生活的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这种结合将成为科学知识的一种形式，其目的不在于对过去的个别方面进行专题研究，而在于对二者进行艺术综合。……‘极而言之，历史学家的著作将成为一种文学事实，而历史认识则将成为对世界进行审美思考的一种形式。’凡无助于形成艺术的体裁将为历史学家所不取。”“历史学家在与时代对话时，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能只考虑阐述自己研究成果的逻辑，也必须考虑阐述这一成果的形式，尤其是当研究者感到有必要与读者分享他在与过去直接交往时产生的那种感受时。”

如此说来，罗贯中无疑已是这类“全新的结合”的先行者之一，并势必由此产生随之而来的症结，即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中，除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三国故事，很少有人会真正去关心，《三国演义》的正式书名究竟是什么？《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真的是罗贯中吗？罗贯中是怎样一个人？他的籍贯在哪里？生活在什么时代？都写过什么作品？他在撰写《三国志演义》时，是不是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这样的劳动应不应该得到确认并受到尊重？更尤其少年读者，我小时候就这样，手捧着《三国演义》连环画，脑袋里一天到晚盘算的是如何按武艺的本事大小排座次，凡是打打杀杀的段落、画面就有滋有味地反复阅读，废寝忘食，百看不厌，书页都看得发黄卷边了。连神仙般晃悠着羽毛扇的诸葛亮，嫌他碍事儿，几乎都是跳过去，不看。稍微大了一点，才知道成年人管诸葛亮的心眼叫“足智多谋”，他原来是忠贞智慧的化身，“出师未捷身先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意味。而且，有许许多多的战争场面是因为有了他才能如此这般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令人拍案称绝。这当然是罗贯中的艺术功劳；也才慢慢理会，原本代表汉室正统的刘备，虽有“三顾茅庐”的“虚怀若谷”，却并不讨读者喜欢。特别是一想到他作为鼎立三足之一脚的蜀汉江山，最初都是从他自己的刘姓手足那里谋取来的，就更觉得他假仁假义。

常言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毫不夸张地说，听学者们在文学馆“纵论”，实在犹如一卷精华在手，省却光阴无数。拿“三国”来说，大学者刘世德开篇就破题：这部书的正式的、准确的、科学的名称，应当是“三国志演义”。为什么呢？这牵涉到对“演义”二字的理解。用今天的话说，“演”就是阐述、表现、介绍、发挥等等的意思，“义”就是书的内容、蕴涵的思想、故事情节等等的意思。“三国志”当然指的就是二十四史当中的陈寿的《三国志》。所谓“三国志演义”，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实际上就是“演《三国志》之义”的意思。所以“志”字是不能缺少的。接下来，罗贯中的小传、籍贯、生卒年及在创作《三国志演义》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作品传世，娓娓道出。

刘世德讲“水浒”时就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对我还仿佛在昨：素材好比是做衣服的布料，作品好比是一件漂亮的衣服。布料是一片一片的，零散的。把它们堆在一起，相加起来，并不能成为一件衣服。必须经过裁缝师傅的巧手，零散的布料才能变成漂亮的衣服。布料好比是素材，衣服好比是作品。而那位巧手裁缝就好比是作家。伟大的作品必然是伟大的作家写成的。没有伟大的作家，也就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是“累积”而成的。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是通过天才的头脑、天才的手，创作出来的。而且，这种创作又必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没有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就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伟大的作品。

刘世德讲“三国”时又反复如此强调，只为说明一点：像《水浒传》一样，《三国志演义》也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伟大的作品。罗贯中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三国志演义》通过罗贯中的创造性劳动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它绝对不是什么“累积性”的作品。好作品，优秀作品，伟大作品，不是靠“累积”就能得出来的。好作品，优秀作品，伟大作品，是靠作家的头脑，作家的手“写”出来的。侯会在他的《从史实传说，到经典演义——罗贯中是如何创作〈三国演义〉》的演讲中，举出大量生动有趣的例子，力挺此说。

“纵论三国”共分成十五讲，各有精彩看点。无论是段启明讲“择主而事的三国谋臣”的文臣谋略，还是张俊论“五虎将”与“曹八将”的武将忠勇，都凸显出三国作为智慧书的灵性。刘世德谈起“三国”复杂的版本问题，真是当行出色，把个枯燥的话题讲得有了生气，而且，以扎实的考据本领，显示出非比寻常的上乘功力。写过小说的周思源，巧妙地从创作的角度来分析，既然《三国演义》的宗旨是“拥刘反曹”，那为什么刘备不是第一主角？周瑜的“冤屈”是罗贯中让他为艺术献身造成的。周先慎将《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特点和成就，精练地概括为六个字：丰富、深刻、生动。“三国”是一部什么书，到底要表现什么呢？段启明总结为八个字：“歌颂仁政，崇尚人谋”，这就是《三国演义》的主题。在他看来，《三国演义》毫无疑问是儒家的。但这里面无疑有道家色彩，比如诸葛亮的外在形象，披着道氅，拿着羽扇，讲八卦，呼风唤雨，再加上隆中的神秘氛围，人物好像就有了道家的味道。这些不过是《三国演义》的艺术手段，把诸葛亮写得飘飘欲仙，只是为突出他的智谋与未卜先知的性格。

但这一切都离不开对人物成功的艺术塑造，以曹操为例，正如郭英德所说，罗贯中在描写曹操奸诈、残忍一面的同时，并没有回避，而是生动地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另一面。换言之，在作者笔下，曹操虽是一个反面人物，却不失英雄本色。作为英雄本色的突出表现，作者很注意写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他在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就曾说过：“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可见，是他的王者气质、政治智慧和枭雄性格，造就他成为“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单就写人物来说，我觉得曹操是《三国演义》中塑造得最复杂、最丰满，也最真实、最可信的一个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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